浅谈明初四大案之胡惟庸案

背景:在大明建国之初,随着朱元璋的正式登极,名位已定,激烈的权力斗争也随之出现了,这首先体现在官僚集团的内部,尤其是淮西集团与浙东集团之间。
淮西集团代表人物:李善长、胡惟庸
浙东集团代表人物:杨  宪、刘  基
最终胜利果实摘取者:朱元璋
最终结果:
  废除了中书省及丞相制,部分中书省和丞相的事权于六部,如此也就相对提高了六部的职权和地位,由六部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。将相权与皇权几近并为一体,朱元璋显然又创造了君主集权主义的一个新的高峰。
好了,铺垫这么多,其实过程呢也简单,就是两大集团代表人物之间的政治斗争,你方下台我登场,详细的呢,就显得字符冗长了,喜欢的可以继续看
NO.1 明争暗斗

杨宪生年不详,他初名慈,字希武,本是山西太原人。杨宪从小就跟随做官的父亲在江南生活,算是半个江南人士,所以政治上属于浙东集团。龙凤二年(1356)朱元璋初据应天时,杨宪便同儒士夏煜、孙炎等进见朱元璋,结果他深受器重,从此被留居幕府,掌管文书。
前文中我们也已多次提到,杨宪曾多次出使张士诚、方国珍等部,因办事干练、忠心事主,遂成为朱元璋的得力亲信。朱元璋很早就建立了分布全国的由诸如乞丐、和尚、道士、妓女等三教九流组成的情报特务网络,他对内监视臣民的一举一动,对外进行敌情侦察,慢慢的这一网络就发展成为一个专门的特务组织,即后来的“检校”。这一组织大概很早就由杨宪等人接掌了,因为这几个人既没有任何背景且具备了一定才干,他们不怕得罪人,一心只替主子尽忠,以求得飞黄腾达——其实史书上所说的“酷吏”就是这类人,他们的典型特点是铁面无私、替主子出头卖命,但非常容易成为主子的替罪羊。
洪武初年,从山西参政任上回到南京后,杨宪正式担任检校官,历官至御史台中丞,与刘基并肩。
“检校”其实也就是锦衣卫的前身之一,只是朱元璋父子将其发扬光大了。特务组织古已有之,比如在汉有“诏狱”和“大谁何”,三国时有“校事”,唐有“丽竟门”和“不良人”,五代有“侍卫司狱”,宋有“诏狱”和“内军巡院”等。朱元璋设立检校,目的就是要将特务组织发展壮大,并提高其职权,尤其注意“察听在京大小衙门官吏不公不法,及风闻之事,无不奉闻”。
在正式称帝前后,杨宪一度成为朱元璋跟前的大红人。由于杨氏博通经史,有才辩,“裁次明敏,人服其能”,而且长得也不错,所以朱元璋有意提拔他做丞相,以取代李善长。于是朱元璋向刘基征求意见,结果大公无私的刘氏说道:“宪有相才无相器。夫宰相者,持心如水,以义理为权衡,而己无与者也,宪则不然。”
刘基认为杨宪心胸狭窄,朱元璋大概也觉得杨宪已经蜕变为自己的“恶狗”(很难公正待人),只得改变了主意。洪武二年九月,朱元璋任命杨宪为中书省右丞,次年迁中书省左丞,让他与汪广洋做了李善长的助手,以掣肘李氏的相权。渐渐的,杨宪的专断跋扈、结党营私、恃宠而骄,便引起了以李善长为首的淮西集团的极大不满。
朱元璋未称帝时,杨宪就常常写些歌功颂德的东西,后来他又劝说朱元璋“行督责之政”,他好更受亲幸和信用。但是朱元璋却以“欲使我失人心”回绝了他的建议,因为当时朱元璋的统治尚未稳固,还不宜惹得官员们心生不满。
自打山西参政任上到了中枢以后,杨宪更是大肆排斥异己、不可一世,以为丞相非自己莫属。杨宪自恃有皇帝的宠待,便有意结党与李善长等人对抗,所以他自调入中书省后,原先的旧吏统统被他斥去,而改用自己的亲信。洪武三年六月,杨宪指使侍御史刘炳以“事母不孝”的罪名,弹劾了作为中书右丞相的汪广洋,最终汪氏被罢黜。
杨宪对汪广洋的不满由来已久,本来杨、汪二人长期共事,杨官品一直比汪高,但是最后汪却爬到了自己头上,这让杨心底非常的不平衡;所以他平常遇事每每不相谦让,甚至有意与汪摩擦顶撞。汪广洋这个人性情柔弱,常常退后三分,不怎么与杨宪计较;但这反而让杨更加得寸进尺,步步相逼,最后他才唆使侍御史刘炳等人弹劾了汪。汪被免官还乡后,杨宪还不依不饶,又指使刘炳奏请将汪发配海南,以绝后患,但遭朱元璋拒绝。
搬掉了汪广洋之后,杨宪及其党羽凌说、高见贤、夏煜等便向朱皇帝一齐进言说:“李善长无宰相才。”朱元璋已经认定了杨宪不能为相,于是他只好说道:“善长虽无宰相才,与我同里,我自起兵,事我涉历艰难,勤劳簿书,功亦多矣。我既为家主,善长当相我,盖用勋旧也,今后勿言。”
杨宪等人排挤李善长的阴谋虽然没有得逞,但是却更加扩大了他与淮西集团的矛盾。当时作为淮西集团二号人物的胡惟庸就向老李说道:“如果杨宪做了丞相,我们这帮淮人就做不得高官了!”在众人的撺掇之下,李善长开始寻找一个反击的绝佳机会。
如今眼见同李善长集团你死我活的时刻就要来临,为了区分阵营,杨宪别出心裁地让人制作了一个花押,上书“一统山河”。
后来杨宪便专门拿着这个花押给僚属们看,凡那些对此讲出一番夸赞之辞、善于迎合的人,杨宪一律会将其提拔一番,否则即立刻罢去。有一天翰林编修陈桱前来拜访,闲谈中杨宪又命人将花押取出,交由陈编修赏鉴。陈桱是个聪明人,他立即心领神会,看来杨左丞是有意要取得那一人之下、万人之上的独尊地位。于是陈桱连忙称贺道:“押字大贵,所谓只有天在上,更无山与齐者也。”杨宪听了自然非常高兴,几天后便安排陈桱做了翰林待制。
骄兵必败,政治场上也是同样道理,但骄纵的杨宪似乎并未感到危险的降临,此时春风得意的他的政治嗅觉已经有些迟钝了。不过,李善长先前确实得罪过杨宪,故而杨才更是与之针锋相对。
前面我们已经说过,杨宪的弟弟杨希圣曾经是朱元璋的“情敌”,对此朱元璋大概一直有所不快。当时,参议李饮冰与杨希圣弄权不法,结果被李善长揭发;朱元璋将二人黥面,还狠狠地说道:“奸诈百端,谲诡万状,宜此刑。”最后,李饮冰被割乳,当场死亡;杨希圣则被割去鼻子,安置到了淮安。
当时杨宪还在山西参政任上,他闻讯后赶紧到南京找朱元璋谢罪,但他心中显然更为痛恨李善长,二人势如水火也就不难理解了。
李善长的反攻机会很快就等来了,当时杨宪又教唆刘炳弹劾刑部侍郎左安善,罪名是其断案不公,诬陷好人。李善长抓住时机,开始向杨宪反击,他随即上书指控杨“排陷大臣,放肆为奸”等事,结果引起了朱元璋的高度重视。
刘炳随后被下狱,经过一翻拷问,刘炳便“尽吐其实”。此时,作为太史令的刘基也一齐发难,揭发杨宪的各种“奸状及诸阴事”。墙倒众人推,眼见杨宪得罪的人实在太多、积怨太深,朱元璋为平息众怒,只得选择了丢车保帅,令群臣共审杨宪等人。
杨宪骄纵过头,权欲之盛竟到了跟廖永忠等元勋大将相勾结的地步,即使保下了他,也已不堪大用,更不能放心使用。最终,朱元璋便将杨宪与刘炳等人一同处死(大概是按了一个“谋叛”的罪名),
杨宪死后,淮西集团失去了有力的制衡,其势力开始大为膨胀。作为树大根深的开国元勋,朱元璋自然不放心李善长继续掌控中书省,于是李善长乖乖地提出了退休的请求。就这样,两大集团的主脑相继离开政治舞台,朱元璋暂时可以安生一些了。
NO.2小人物被推举前台

自从李善长去职后,作为参知政事的胡惟庸便被提拔为中书左丞,以辅助作为中书右丞相的汪广洋;但胡氏与杨宪本是一路货色,且具备了淮西集团的深厚背景,因此他轻而易举地就架空了汪氏。
其实,就宰相的人选问题,朱元璋之前也已经咨询过刘基。当时的情景是这样的:
起初,朱皇帝以事责丞相李善长,老刘便为老李开脱说:“善长勋旧,能调和诸将。”但朱皇帝还是很不满地说道:“李善长几次想要害你,你怎么还替他说好话呢?你的为人才有宰相之风啊!”于是老刘很谦虚地说道:“换相就如同换柱梁,须得用大木头;如果换上小木,房屋不久就会塌的!”显然老刘是以“小木”自居。
接着,朱皇帝就杨宪这一人选征求刘基的意见,杨一直与刘维持着表面的和睦关系,但老刘自有公心,所以断然否定了杨的政治操行。朱皇帝又以汪广洋问老刘,刘基说道:“此人在心地﹑见识等方面的狭隘短浅,比杨宪还严重!”
“那么,你觉得胡惟庸这个人如何?”朱元璋提出了最后人选。
刘基思考过后,肯定地说道:“如果将宰相比喻为驾车的马匹的话,那么他胡惟庸最后一定会将车弄翻的!”其实在作为雄主的朱元璋之下,胡惟庸主动谋反的可能性几乎没有,但他的权力欲极强,又获得了淮西勋贵们的支持,在朱元璋的逼迫下,最终还是很有可能狗急跳墙的。
“看来做朕的宰相,非先生莫属了呵!”朱元璋这话似乎有些讽刺,他可能是被刘基有些弄烦了。
“老臣为人嫉恶太甚,又不习惯繁剧的政务负担,若为相,必将有负上恩。一代之兴,必有一代之才,端在明主细心察访,不过从目前情况看,确实没有理想的宰相人选哪!”刘基说出了自己的肺腑之言。
可是,对于刘基的告诫,朱元璋却并没有认真听取;而且从那句稍微有些讽刺的话中,似乎也可以觉出朱皇帝对于老刘的不信任感!朱元璋最后重用了“胡烈马”,一来主要是考虑胡根底浅,易于控制;二来就是淮西勋臣们容易接受胡,利于胡掌舵;三来应该出于他浓重的乡土观念,李既不能用,胡不得不用,况且胡的能力也勉强可以应付事务;再说当时也确实没有太合适的宰相人选,朱元璋也只得走一步看一步了。
这里有必要先仔细介绍一下“胡烈马”的生平了,只是历史对他的记载有些简单了,也跟杨宪的待遇一样。
胡惟庸,定远人,是郭子兴、冯氏兄弟、李善长等人的同乡,所以他后来也就成为淮西集团的骨干成员,只是不属于军功系。还在和州时期,胡惟庸便投奔了朱元璋参加革命,被授为元帅府奏差的低级工作。
后来,随着朱元璋事业的做大和老胡的能力出众,他便慢慢的晋升为宣使,又“除宁国主簿,进知县,迁吉安通判,擢湖广佥事”。吴元年,老胡被召为太常少卿,又进本寺卿;洪武三年,再拜中书省参知政事。不久,又代汪广洋为左丞。
洪武六年正月,汪广洋因为无所建树,被左迁为广东行省参政,朱元璋苦于无合适的丞相人选,所以久不置相,仍让老胡独专中书省事务。半年后的七月间,朱元璋终于拜胡惟庸为右丞相;久之,又进升为左丞相。因为朱元璋心中始终忘不了汪广洋,所以后来又将他召为左御史大夫,洪武十年再拜右丞相(好歹可以制衡一下胡的权力)——李善长、汪广洋、胡惟庸是明朝历史上仅有的三位丞相(除了有名无实的徐达之外)!
自杨宪被诛以后,朱元璋因为看重老胡的才能,所以特别宠任他;而老胡“亦自励,尝以曲谨当上意,宠遇日盛,独相数岁,生杀黜陟,或不奏径行”,虽然功绩也不小,但大权在握却也助长了胡氏的专断作风。最后,以至于他在危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:“内外诸司上封事,必先取阅,害己者,辄匿不以闻。四方躁进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职者,争走其门,馈遗金帛、名马、玩好,不可胜数。”
胡惟庸本出身小吏,并没有多高的素养、才识,只是有些实干才能,就如唐玄宗时候“口蜜腹剑”的李林甫;权力本来就会异化人性,亦所谓富贵移人,连张居正那般素质也难免在高位上有所蜕变。因此,等到老胡的劣迹越来越多的时候,此时一向对于朱皇帝忠贞不二的大将军徐达也坐不住了,他深疾其奸,从容言于朱皇帝,要求对老胡进行惩治——徐达此举也许只是为了跟胡惟庸划清界限,免得将来被牵累。
受了惊的老胡于是想要买通徐达家的门房福寿,以图谋害徐大将军,但是福寿立场坚定,最后反将老胡的阴谋揭发了出来。不过,当时最引人注目的不是胡丞相与徐大将军之间的矛盾,而是胡丞相与御史中丞刘基的矛盾。
刘基曾经一度揭发过胡惟庸,一来这是他的职责所在,二来也是他的个性使然,三来是他本就不看好老胡。
刘基于洪武四年告老还乡,在乡居的时候,出于不满和义愤,他便常常对人说道:“用胡惟庸为丞相,这是我一贯反对的,如果是我失算,那么这真是苍生之福;若果然被我不幸言中,其如苍生何!”
此时,为了彻底打倒浙东文士集团的精神领袖,并报当初刘基反对自己为相的宿怨,胡惟庸正仔细地盯着刘基的疏失之处。不久,机会就来了。
在刘基家乡以东的约三十里处,有一处地方冈峦起伏,被人称为“谈洋”,那里曾经被方国珍占据过,明初时草寇出没,仍然很纷乱。刘基此前已经奏请朝廷设置了“谈洋巡检司”统辖该地,可是乱象仍旧没有消除,有人在温州、处州交界处起兵做乱,可是官吏们却上下串通隐匿不报。有鉴于此,刘基不愿坐视,致使当地百姓遭殃,于是便命儿子刘琏径奏皇帝,禀明了实情。
因为此事没有经过中书省,更加激起了胡惟庸的仇恨,于是他便指使刑部尚书吴云沐攻讦刘基,说他图谋不轨。在吴云沐的奏辞中称:谈洋一带早已盛传有“王气”,刘基垂涎于此,为了霸占此地,他便决定在此修墓;可是百姓不与,刘基便请立巡检司将当地百姓驱逐一空。
朱元璋向有疑心病,他并不是不了解老刘的为人,可是他如今处在这个地位,就要确保万无一失才行,哪怕矫枉过正,但绝不能抱侥幸心理。朱皇帝心知刘基素来谙知天文堪舆,又经胡惟庸的挑唆,果然变了脸色,不仅对刘基做了夺禄的惩处,还将刘琏下狱。
身在家乡的刘基为此惊惧异常,他不能不为子孙的安危荣辱着想,为了避免嫌疑,他只得放弃家乡的安逸生活,以垂老之身重赴京师。刘基心知此一去必然凶多吉少,一路上,他悲声不绝:“今日复明日,明日能几何?壮心萧索尽,思念恒苦多。引领望故乡,川路悠且长。巢燕已北飞,宾鸿亦南翔。我独无羽翼,慷慨中自伤。”(《旅兴五十首》之三十七)
不久,良心发现的朱元璋就把刘琏无罪开释了,可是刘基每天还是必需生活在朱皇帝的眼皮底下,让皇帝看了踏实,也可随时充当顾问。眼看就到了洪武八年初,忧愤抑郁、老迈不堪的刘基因病卧床不起。
在初入京时,年过花甲的刘基已经齿落十之三四,且耳聩、手脚行动不便,如今眼见就要夕阳西下,朱元璋特意命了胡惟庸打发一名医士前往刺探刘基的虚实。眼见刘基是真的病了,但还不是不能医治,为了彻底消除这个政敌,胡惟庸便决定在刘基的药里做点手脚——刘基聪明一世,他心知注定逃不过这一劫,他明白,也许只有通过自己的一死才能获得名节、子孙的保全,最后他只得吞服下了胡惟庸的药。
当年廖永忠在广西的时候,很多恶人便以下蛊毒谋财害命,他破获了多起这样的案件,将那些害人者斩首示众,百姓无不拍手称快。如今,这蛊毒又被下到了刘基的药里,这是一种慢性的毒药,当刘基服了没几天后,他就感到腹中积了一块如石头一样的硬东西。刘基自知将不久于人世,于是拖着病体进宫面见了朱皇帝,向他做最后的道别:“陛下,有物积臣腹中如拳石,臣恐怕将不久于人世了,陛下好自为之!”
胡惟庸此时正炙手可热,刘基没有言明胡要加害自己,以免引起皇帝的不快和子孙的罹祸。朱元璋见刘基病得那样一副不堪的可怜状,于是特意恩准刘基回乡疗养。为了有所表示,朱元璋还亲自撰写了一篇文章,以表彰刘基的一生事功和表达自己对功臣的感恩。
在回到家乡后一个月,朱皇帝便接到了刘基的死讯。就在死的前几天,刘基把儿子们叫到跟前,将自己平日所收藏的天文书都交给了儿子,并特意叮嘱道:“这些都一并呈送给上位,我子孙万不可习之。”又特意遗言道:“如今为父要上遗表已经来不及了,为父只是想劝上位修德省刑,祈天永命,为政宜以宽猛相济,天下诸要地,宜使与京师形势连络。为父死后,上位如问我遗言,当以是密奏之。”后来朱元璋分封诸子,大概就是参考了刘基的这一建议,皇子们的封地基本都处于形势要地,构筑了两道稳固的国防线,以防备蒙古人的南下。
刘基享年六十五岁,他这一死,朱皇帝倒还真有点难过,除了赙遗甚厚外,他又对侍臣们说道:“从前,刘伯温常跟朕说,处州青田县山多田少,百姓多于山上垒石作田耕种,农事甚难。可是当时朕都未多加理会,如今刘伯温故去,他有功于我国家,朕决定今后青田县税负要适当减免,只是一等起科五合吧,使百姓皆知他刘伯温之心。”
刘基的死也让朱元璋反思了一下自己,这一天他又对侍臣们说道:“人君深居高位,恐阻隔聪明,有过失却不能晓得,要想弥补这一疏漏,就必须有献替之臣、忠谏之士日处左右,以拾遗补阙为职志。当然了,人君能受谏与不能受谏也很重要……举大器者,不可以独运;居大业者,不能以独成。总之,贤臣是少不了的,人君只有广览兼听,博达群情,才能够实现天下大治啊!”
道理说起来其实很简单,但实行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,要长久地做到善始善终,更是难上加难。天下之大,怎么可以仅仅由一个人操纵大权呢?皇帝终生不得休息,怎么可能不失误、不懈怠呢?何况还有各种爱憎与偏见。
刘基死后,胡惟庸更加肆无忌惮,他与作为太师的李善长深相结纳,还把自己的侄女嫁给了老李的侄子。学士吴伯宗弹劾老胡,但险些遭到毒手。自此以后,其势力益炽,野心也更加膨胀。
按照《明史》中的说法,是胡惟庸渐渐生出了不臣之心,显然这是不确的,后来我们将慢慢看到,正是朱元璋对其权力的步步压迫,才愈加令胡惟庸感到了不安。为求自保,他不得不极力扩大自己的势力。
胡惟庸的死党渐渐的扩展到了军队,吉安侯陆仲亨、平凉侯费聚都因为犯错受到了朱皇帝的责罚,老胡暗中以权、利胁诱二人,“二人素戆勇,见惟庸用事,密相往来”,最后就上了老胡的贼船,老胡令他们在外收集军马。
胡惟庸积极招纳亡命,又令李善长采取了中立态度;传闻说他一方面勾结倭寇,一方面又请元兵做外援,以分散朝廷的兵力;一旦时机成熟,他就要采取大行动。
可就在这时,胡惟庸的儿子因为一场离奇的车祸死了,老胡不问青红皂白便处死了那肇事者。不经司法部门之手的“专杀”是大罪,朱皇帝闻之大怒,定要老胡偿命;胡惟庸请求金钱补偿,但朱元璋不许。由于畏罪,老胡便与自己的党羽御史大夫陈宁、中丞涂节等“谋起事,阴告四方及武臣从己者”。
关于胡惟庸谋反的历史记载,正史中应该是不太可信的。其实朱元璋早就对丞相制深为不满,不过是一心想要废除之,才最终逼迫胡惟庸狗急跳墙吧。以朱元璋的雄猜和手段,他对于胡惟庸的一举一动,事先肯定有所觉察,断然不可能会让胡氏有羽翼丰满的那一天——《韩非子》里早就指出“为人君者,数披其木”,一个合格的君主要懂得经常修剪枝叶的道理,哪怕是像唐玄宗,其早年便经常调换宰相,何况是一代雄主的朱元璋!
比如洪武九年,明廷基本完成了地方官制的改革,中书省的权力被削弱。洪武十年五月,朱元璋又命已经复出的李善长与李文忠共议军国重事,“凡中书省、都督府、御史台悉总之,议事允当,然后奏闻行之”,目的显然既是借元勋重臣制约胡党,也是为了制约中书省的权力。
朱元璋此时又抬出李善长来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,这既是为了借重李善长的政治影响,也是为了免得作为军方代表、外戚代表的李文忠之干政引起朝廷上下的过多非议。
洪武十一年,朱元璋又“命奏事毋关白中书省”,这就把中书省近乎变成了一个有名无实的空架子了。洪武十二年九月,占城来贡,胡惟庸等居然不上奏,朱元璋得悉此事后怒责中书省。胡惟庸及汪广洋顿首谢罪,而微委其咎于礼部,礼部又委之中书省,互相推诿责任。结果朱元璋更生气了,一怒之下就将这帮扯皮的大臣都下狱论罪,非要弄出个所以然来不可。
不久,新账老账一起清算,只知“浮沉守位”的汪广洋终被盛怒的朱皇帝赐死,其妾陈氏从死。这陈氏一死不要紧,朱元璋就因之询问此女来历,这才晓得原来她是一位陈姓知县的女儿,陈知县因为触犯了法网,结果家属被没官。朱元璋因此大怒道:“没官妇女,止给功臣家。文臣何以得给?”结果他下令追查此事,于是胡惟庸及六部堂属咸当坐罪。
由以上可见,胡惟庸即便真的要谋反,也是出于朱元璋的压迫使然;对于权谋家的朱元璋而言,也许这自始至终就是他做的一个局,即压迫胡惟庸以便令他拉着部分军队将领图谋造反,然后开始自己清洗功臣的大手笔。

NO.3惊天阴谋 废除丞相制

胡惟庸党羽中有一位重要成员,他便是主管监察的最高领导、御史大夫陈宁,陈氏在明初舞台上看起来是个不太显眼的人物,但他的仕途沉浮也体现了朱元璋的治道。
陈宁本是湖广茶陵人,元末时在镇江为一小吏。后来他随军至应天,住在一军帅家中,有一次他代军帅上书言事,受到朱元璋注意,当弄清原委后,朱元璋欣喜地说道:“没想到啊,如今我们这里也有这么个代常何上书的马周!”马周系唐初名臣。
朱元璋很快便把陈宁召来,让他试着拟一篇檄文,但观陈宁词意雄伟,朱元璋满意之下,于是用他为行省掾吏,辅佐自己处理政务。当时四方战乱不休,战报如雪片一般,但陈宁都能及时地、很好地加以处理,以至于令朱元璋越发的器重他。张士诚治下的淮安向朱元璋纳款以后,陈宁奉命去当地征兵,回来时路过高邮,不幸被张士诚的人拿住。陈宁抗论不屈,当时高邮方面也在考虑纳款于朱元璋,所以就把陈宁放还了。此后,陈宁被擢升为广德知府,这是朱元璋有意要历练他。
当时广德一带大旱,陈宁考虑到如果赋税还照常征收,势必令百姓破家,到时出了乱子朝廷就得拿自己开刀,所以他不得不请求减免民租。然而此时朱元璋部正在大肆征讨,后勤需求很大,竟拒绝了陈宁的请求。陈宁一气之下,赶到应天上奏主子道:“百姓饥困到这种地步了,租赋仍然这样沉重,这不是要把百姓都驱赶到张士诚方面去吗?”朱元璋闻之动容,便采纳了他的建议。
此后,陈宁先是调任枢密院都事,又迁提刑按察司佥事,再改任浙东按察使。不久,再被擢升为中书参议。受到主子恩宠的陈宁在官场上春风得意,难免做出几件糊涂事来,这就是绝对权力对人的腐蚀。
此时有一位小隶书进京举报陈宁,说他在担任浙东按察使期间有隐过行为,朱元璋亲自审问,陈宁只得据实交代。眼见陈宁如此无正行,辜负了自己的一番厚望,失望之余的朱元璋大怒道:“这禽兽之行,岂是你读书人所为!”结果将他拘押到应天狱中达一年之久。
吴元年冬,眼看就要处决犯人了,朱元璋毕竟怜惜陈宁之才,便饶了他的死罪,命其出任太仓市舶提举这等从五品的小官,还专门严厉申斥他道:“若盗我舶货,那时处死!”经历了这场牢狱之灾,又有主子的警示,陈宁暂时不敢再玩忽职守、徇私枉法了,他变得日渐清正严明起来,开始向一员“酷吏”转变。
李善长将陈宁看在眼中,有心提拔于他,所以洪武元年朝廷又召拜陈宁为司农卿,再迁兵部尚书。次年,由于朱元璋有意要剪除李善长的羽翼,陈宁又被外放为松江知府。
陈宁极负才气,但他此时已经变得个性严刻起来,他秉着主子的喜好,刻意用严为治,松江所积累的蠹弊之政多被他厘革。杨宪被调回中书省后,陈宁由于得到了主子的垂青,得以接任了山西行省参政一职,后又召拜为参知政事,知吏、户、礼三部事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,朱皇帝赐本名为亮的陈宁为“宁”,取澄清政治之意,以示器重与恩宠。
洪武三年初,陈宁受牵累被杨宪排挤出了中书省,改任苏州知府。由于那里百姓总是念他张九四的好,所以朱皇帝对于苏州一带素无好感,陈宁秉着主子的好恶,于是对苏州百姓征赋苛急,乃至于常拿烧铁烙人肌肤,吏民无不苦之,于是给他起了个“陈烙铁”的绰号。
朱元璋早就发现了陈宁的酷吏潜质,用陈宁这种不讲情面的人来整顿吏治还是必要的。胡惟庸看出了皇帝的心思,于是顺水推舟,便推荐陈宁出任御史中丞;当时陈宁刚刚升任浙江行省参政,还未上任,胡惟庸的上书就得到了皇帝的批准。
陈宁尝过一年身陷囹圄和多年宦海沉浮的滋味,他明白只有摸透主子的心思,依据主子的好恶行事,他才能成为一位官场上的不倒翁。皇帝口头上崇尚宽仁之政,并多次批评陈宁严苛,可是陈宁明白朱元璋那只不过是作秀,自己却不能当真话听了去;所以他居宪台之任,益务威严,皇帝倒愈加对他礼敬起来,乃至于不穿戴整齐竟不好意思召见他。
洪武六年,朝廷又命陈宁兼领国子监事,不久便拜其为右御史大夫。这年八月,朝廷派人祭奠孔子,丞相胡惟庸、参政冯冕、诚意伯刘基不陪祀而擅自受用祭祀之肉,朱皇帝得知此事后,以陈宁不举奏,罚了他半个月的俸禄。朱元璋这次小小的惩戒,就是要让陈宁明白他眼中只能有主子,而不能有胡惟庸等人。
之后,有鉴于陈宁表现不错,朱元璋便又进位其为左御史大夫,至此陈宁成为了主管监察的最高主脑,也到达了自己仕途的顶峰。
陈宁为了维护自己得来不易的地位,不惜得罪众臣僚,这让他的儿子陈孟麟很是看不过去,几次都向父亲进谏。有一回说的陈宁动怒,当即命令家丁把陈孟麟给拖到了院子里,陈宁示意行刑。可是这个陈孟麟越激越冲动,居然当着家丁的面就向父亲大呼不止。陈宁闻言大怒,当即冲上前去,自己亲手挥舞大棒打了儿子一阵,竟然不慎将儿子活活打死。
陈宁痛悔之余,又听到了更加令他惶恐的传言:皇帝已经得知了陈孟麟的死,一向爱子的皇帝深恶陈宁之不情,竟感叹道:“陈宁对待自己的儿子尚且如此,那他眼里还有没有君父呢?”
这话是朱皇帝私底下说的,但还是很快就传到了陈宁的耳朵里,他为了掌握皇帝的动态,也花了不少的心思。在怀念儿子之余,又细心揣摩主子的话,陈宁越发明白自己大概死期不远。所谓“伴君如伴虎”,何况还是朱皇帝这样一只反复无常的猛虎,先前朱皇帝就曾对自己的臣属茹太素赤裸裸地表白道:“金杯同汝饮,白刃不相饶!”最后茹太素也果真没能逃过皇帝的辣手。
为了自保,聪明的陈宁应该做些什么了。过去,他一直不敢与身为丞相的胡惟庸走得太近,二人职守不同,且都位极人臣,如果有过分的交谊,势必会引起皇帝的注意和不满。如今可顾不得那么多了,既然没有退路,只能放手一搏了。
胡惟庸与陈宁二人都明白,在这条权力的不归路上,自己是有进无退的。在谋害了刘基以后,胡惟庸渐渐明白自己是没有退路了;在不慎捶死了自己的儿子之后,陈宁不但明白自己早已上了胡惟庸的贼船,也绝然不可能在朱皇帝手下超生。他本不是酷吏,可是朱元璋需要他成为酷吏——成为一位比汉武帝时代的张汤还令人忌惮、令人谈之色变的酷吏。
但是张汤的下场陈宁已然清楚,横竖是个死,倒不如拼出一线希望来,权力场上从来都是有进无退!
洪武十三年正月,还没等胡惟庸、陈宁等人有所动作,眼见有可能东窗事发,作为胡党另一重要成员的御史中丞涂节便首先反水,状告老胡有谋反企图;御史中丞商暠当时被贬为中书省吏,也一齐出来揭发老胡。
经过朱元璋的一番亲自审讯,得出如下重要案情:胡惟庸的定远故里宅第的水中突然生出了石笋,水溢出数尺之高,而且胡家三世的墓冢“皆有光怪烛天”,这种异象令胡惟庸受到了某种特别的心理暗示;胡又多次受到朱元璋的指责和惩罚,因此他逐渐生出异心。
最终,盛怒之下的朱皇帝便将胡惟庸、陈宁一并处死,涂节功不抵过,也终未逃脱被诛的下场。
待到胡惟庸死后,他的各种反状又陆续浮出水面。洪武十九年十月,胡氏通倭寇一事被揭露;洪武二十三年五月,胡氏北通蒙古的事又被揭露,还连同陆仲亨、唐胜宗、费聚、赵庸等开国功臣“与惟庸共谋不轨”之事,也一并被暴露出来。
按照正史中的记载,朱元璋对此忍无可忍,决心肃清逆党。朱元璋大兴冤狱,以至于胡案株连蔓引,多年间都未能平息,结果一直有人因此获罪,最终相继遭株连而被杀者竟达三万余人(第一批被株连者就达一万五千余人),其中包括一公(指李善长)、十四侯、十三将军。随后朱皇帝便辑录《昭示奸党录》,以布告天下。
作为洪武四大案之一的“胡惟庸案”,案情扑朔迷离,情节相当离奇,颇多可疑之处;各种相关记载矛盾不小,但都不是很可信,因为案发时的严峻局势,使得当事人、知情人往往不敢如实记述。
甚至对于胡惟庸是否有谋反之心,历来都有不少论者表示怀疑;如王世贞就对此表示难以置信,谈迁更是指出胡并非叛逆,乃是“积疑成狱”而已。从胡案牵连之广看,朱元璋之所以如此大开杀戒,无非是为了借此对功臣集团、权贵集团来一次大清洗罢了;而且朱元璋杀人越多,也越容易令一般不知情的民众信以为真。
朱元璋显然是处心积虑,而就在处死胡惟庸后还没几天,他便颁布了一道特别的诏书——《废丞相敕》!
其中道:“自古三公论道,六卿分职,并不曾设立丞相。自秦始置丞相,不旋踵而亡。汉、唐、宋因之,虽有贤相,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,专权乱政。今我朝罢丞相,设五府、六部、都察院、通政司、大理寺等衙门,分理天下庶务,彼此颉颃,不敢相压,事皆朝廷总之,所以稳当。以后嗣君并不许立丞相,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,文武群臣即时劾奏,处以极刑。”
在废除了中书省及丞相制的同时,朱元璋便分部分中书省和丞相的事权于六部,如此也就相对提高了六部的职权和地位,由六部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。将相权与皇权几近并为一体,朱元璋显然又创造了君主集权主义的一个新的高峰。
从胡惟庸一案及朱元璋的处理上看,他的用人显然也是有些问题。这一方面说明甫登大宝的朱皇帝没有多少治国经验,只能摸着石头过河;另一方面也像刘基说的,当时确实没什么合适的相才。我们不得不承认,大明比之往代,确实是缺乏相才,归根结底,这还是与朱元璋鉴拔人才、培养人才的眼光有直接关系。
《君主论》中就说:“对君主来说,选择好大臣非常重要。选出的大臣是否良臣,这要取决于君主的判断能力。人们对于君主及其能力的第一印象,就是通过观察他身边的那些人得来的。如果大臣们既有能力又忠诚,那么君主被认为是明智的,因为他知道如何识别人才并使他们对自己保持忠诚。相反,如果君主身边的大臣不是这样,人们则会对君主做出不好的评价,因为君主犯的第一个错误就在于用人方面。”
朱元璋诚然是有些问题,包括在身后他替建文帝选拔的班子。不过他最后之废除丞相制,这也是与皇权和相权之间的深刻矛盾有直接关系的。但是,仍然需要我们加以注意的是,朱元璋既与胡惟庸在权力关系上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,又很可能会在一些执政理念上有冲突,这毕竟是出身、阅历、思想等都有所不同的两个人,如此一来二人发生龃龉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——但对于军事统帅出身的朱元璋而言,他早已独裁惯了,对于有臣僚掣肘自己的行事自然不会那么舒服,生出种种疑心、猜忌也就在所难免;何况元朝还有不少丞相专权的事情发生,都不能不引起朱元璋的高度警觉。
因此,从朱元璋的个性及行为习惯上而言,他大搞独裁专制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;再从皇权与相权的斗争历史看,也明显存在着一条清晰的皇权不断取胜的轨迹。胡惟庸也许注定了要成为一个被牺牲的人,一个末代丞相。总结到这吧,如有异议,欢迎指正。感谢……
本文部分摘自以下:
【1】《国初事迹》
【2】《国朝名世类苑》
【3】《明太祖实录》
【4】《明朝那些事儿》
【5】《明太祖实录》
【6】《元史·世祖纪七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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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文地址《浅谈明初四大案之胡惟庸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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背景:在大明建国之初,随着朱元璋的正式登极,名位已定,激烈的权力斗争也随之出现了,这首先体现在官僚集团的内部,尤其是淮西集团与浙东集团之间。
淮西集团代表人物:李善长、胡惟庸
浙东集团代表人物:杨  宪、刘  基
最终胜利果实摘取者:朱元璋
最终结果:
  废除了中书省及丞相制,部分中书省和丞相的事权于六部,如此也就相对提高了六部的职权和地位,由六部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。将相权与皇权几近并为一体,朱元璋显然又创造了君主集权主义的一个新的高峰。
好了,铺垫这么多,其实过程呢也简单,就是两大集团代表人物之间的政治斗争,你方下台我登场,详细的呢,就显得字符冗长了,喜欢的可以继续看
NO.1 明争暗斗

杨宪生年不详,他初名慈,字希武,本是山西太原人。杨宪从小就跟随做官的父亲在江南生活,算是半个江南人士,所以政治上属于浙东集团。龙凤二年(1356)朱元璋初据应天时,杨宪便同儒士夏煜、孙炎等进见朱元璋,结果他深受器重,从此被留居幕府,掌管文书。
前文中我们也已多次提到,杨宪曾多次出使张士诚、方国珍等部,因办事干练、忠心事主,遂成为朱元璋的得力亲信。朱元璋很早就建立了分布全国的由诸如乞丐、和尚、道士、妓女等三教九流组成的情报特务网络,他对内监视臣民的一举一动,对外进行敌情侦察,慢慢的这一网络就发展成为一个专门的特务组织,即后来的“检校”。这一组织大概很早就由杨宪等人接掌了,因为这几个人既没有任何背景且具备了一定才干,他们不怕得罪人,一心只替主子尽忠,以求得飞黄腾达——其实史书上所说的“酷吏”就是这类人,他们的典型特点是铁面无私、替主子出头卖命,但非常容易成为主子的替罪羊。
洪武初年,从山西参政任上回到南京后,杨宪正式担任检校官,历官至御史台中丞,与刘基并肩。
“检校”其实也就是锦衣卫的前身之一,只是朱元璋父子将其发扬光大了。特务组织古已有之,比如在汉有“诏狱”和“大谁何”,三国时有“校事”,唐有“丽竟门”和“不良人”,五代有“侍卫司狱”,宋有“诏狱”和“内军巡院”等。朱元璋设立检校,目的就是要将特务组织发展壮大,并提高其职权,尤其注意“察听在京大小衙门官吏不公不法,及风闻之事,无不奉闻”。
在正式称帝前后,杨宪一度成为朱元璋跟前的大红人。由于杨氏博通经史,有才辩,“裁次明敏,人服其能”,而且长得也不错,所以朱元璋有意提拔他做丞相,以取代李善长。于是朱元璋向刘基征求意见,结果大公无私的刘氏说道:“宪有相才无相器。夫宰相者,持心如水,以义理为权衡,而己无与者也,宪则不然。”
刘基认为杨宪心胸狭窄,朱元璋大概也觉得杨宪已经蜕变为自己的“恶狗”(很难公正待人),只得改变了主意。洪武二年九月,朱元璋任命杨宪为中书省右丞,次年迁中书省左丞,让他与汪广洋做了李善长的助手,以掣肘李氏的相权。渐渐的,杨宪的专断跋扈、结党营私、恃宠而骄,便引起了以李善长为首的淮西集团的极大不满。
朱元璋未称帝时,杨宪就常常写些歌功颂德的东西,后来他又劝说朱元璋“行督责之政”,他好更受亲幸和信用。但是朱元璋却以“欲使我失人心”回绝了他的建议,因为当时朱元璋的统治尚未稳固,还不宜惹得官员们心生不满。
自打山西参政任上到了中枢以后,杨宪更是大肆排斥异己、不可一世,以为丞相非自己莫属。杨宪自恃有皇帝的宠待,便有意结党与李善长等人对抗,所以他自调入中书省后,原先的旧吏统统被他斥去,而改用自己的亲信。洪武三年六月,杨宪指使侍御史刘炳以“事母不孝”的罪名,弹劾了作为中书右丞相的汪广洋,最终汪氏被罢黜。
杨宪对汪广洋的不满由来已久,本来杨、汪二人长期共事,杨官品一直比汪高,但是最后汪却爬到了自己头上,这让杨心底非常的不平衡;所以他平常遇事每每不相谦让,甚至有意与汪摩擦顶撞。汪广洋这个人性情柔弱,常常退后三分,不怎么与杨宪计较;但这反而让杨更加得寸进尺,步步相逼,最后他才唆使侍御史刘炳等人弹劾了汪。汪被免官还乡后,杨宪还不依不饶,又指使刘炳奏请将汪发配海南,以绝后患,但遭朱元璋拒绝。
搬掉了汪广洋之后,杨宪及其党羽凌说、高见贤、夏煜等便向朱皇帝一齐进言说:“李善长无宰相才。”朱元璋已经认定了杨宪不能为相,于是他只好说道:“善长虽无宰相才,与我同里,我自起兵,事我涉历艰难,勤劳簿书,功亦多矣。我既为家主,善长当相我,盖用勋旧也,今后勿言。”
杨宪等人排挤李善长的阴谋虽然没有得逞,但是却更加扩大了他与淮西集团的矛盾。当时作为淮西集团二号人物的胡惟庸就向老李说道:“如果杨宪做了丞相,我们这帮淮人就做不得高官了!”在众人的撺掇之下,李善长开始寻找一个反击的绝佳机会。
如今眼见同李善长集团你死我活的时刻就要来临,为了区分阵营,杨宪别出心裁地让人制作了一个花押,上书“一统山河”。
后来杨宪便专门拿着这个花押给僚属们看,凡那些对此讲出一番夸赞之辞、善于迎合的人,杨宪一律会将其提拔一番,否则即立刻罢去。有一天翰林编修陈桱前来拜访,闲谈中杨宪又命人将花押取出,交由陈编修赏鉴。陈桱是个聪明人,他立即心领神会,看来杨左丞是有意要取得那一人之下、万人之上的独尊地位。于是陈桱连忙称贺道:“押字大贵,所谓只有天在上,更无山与齐者也。”杨宪听了自然非常高兴,几天后便安排陈桱做了翰林待制。
骄兵必败,政治场上也是同样道理,但骄纵的杨宪似乎并未感到危险的降临,此时春风得意的他的政治嗅觉已经有些迟钝了。不过,李善长先前确实得罪过杨宪,故而杨才更是与之针锋相对。
前面我们已经说过,杨宪的弟弟杨希圣曾经是朱元璋的“情敌”,对此朱元璋大概一直有所不快。当时,参议李饮冰与杨希圣弄权不法,结果被李善长揭发;朱元璋将二人黥面,还狠狠地说道:“奸诈百端,谲诡万状,宜此刑。”最后,李饮冰被割乳,当场死亡;杨希圣则被割去鼻子,安置到了淮安。
当时杨宪还在山西参政任上,他闻讯后赶紧到南京找朱元璋谢罪,但他心中显然更为痛恨李善长,二人势如水火也就不难理解了。
李善长的反攻机会很快就等来了,当时杨宪又教唆刘炳弹劾刑部侍郎左安善,罪名是其断案不公,诬陷好人。李善长抓住时机,开始向杨宪反击,他随即上书指控杨“排陷大臣,放肆为奸”等事,结果引起了朱元璋的高度重视。
刘炳随后被下狱,经过一翻拷问,刘炳便“尽吐其实”。此时,作为太史令的刘基也一齐发难,揭发杨宪的各种“奸状及诸阴事”。墙倒众人推,眼见杨宪得罪的人实在太多、积怨太深,朱元璋为平息众怒,只得选择了丢车保帅,令群臣共审杨宪等人。
杨宪骄纵过头,权欲之盛竟到了跟廖永忠等元勋大将相勾结的地步,即使保下了他,也已不堪大用,更不能放心使用。最终,朱元璋便将杨宪与刘炳等人一同处死(大概是按了一个“谋叛”的罪名),
杨宪死后,淮西集团失去了有力的制衡,其势力开始大为膨胀。作为树大根深的开国元勋,朱元璋自然不放心李善长继续掌控中书省,于是李善长乖乖地提出了退休的请求。就这样,两大集团的主脑相继离开政治舞台,朱元璋暂时可以安生一些了。
NO.2小人物被推举前台

自从李善长去职后,作为参知政事的胡惟庸便被提拔为中书左丞,以辅助作为中书右丞相的汪广洋;但胡氏与杨宪本是一路货色,且具备了淮西集团的深厚背景,因此他轻而易举地就架空了汪氏。
其实,就宰相的人选问题,朱元璋之前也已经咨询过刘基。当时的情景是这样的:
起初,朱皇帝以事责丞相李善长,老刘便为老李开脱说:“善长勋旧,能调和诸将。”但朱皇帝还是很不满地说道:“李善长几次想要害你,你怎么还替他说好话呢?你的为人才有宰相之风啊!”于是老刘很谦虚地说道:“换相就如同换柱梁,须得用大木头;如果换上小木,房屋不久就会塌的!”显然老刘是以“小木”自居。
接着,朱皇帝就杨宪这一人选征求刘基的意见,杨一直与刘维持着表面的和睦关系,但老刘自有公心,所以断然否定了杨的政治操行。朱皇帝又以汪广洋问老刘,刘基说道:“此人在心地﹑见识等方面的狭隘短浅,比杨宪还严重!”
“那么,你觉得胡惟庸这个人如何?”朱元璋提出了最后人选。
刘基思考过后,肯定地说道:“如果将宰相比喻为驾车的马匹的话,那么他胡惟庸最后一定会将车弄翻的!”其实在作为雄主的朱元璋之下,胡惟庸主动谋反的可能性几乎没有,但他的权力欲极强,又获得了淮西勋贵们的支持,在朱元璋的逼迫下,最终还是很有可能狗急跳墙的。
“看来做朕的宰相,非先生莫属了呵!”朱元璋这话似乎有些讽刺,他可能是被刘基有些弄烦了。
“老臣为人嫉恶太甚,又不习惯繁剧的政务负担,若为相,必将有负上恩。一代之兴,必有一代之才,端在明主细心察访,不过从目前情况看,确实没有理想的宰相人选哪!”刘基说出了自己的肺腑之言。
可是,对于刘基的告诫,朱元璋却并没有认真听取;而且从那句稍微有些讽刺的话中,似乎也可以觉出朱皇帝对于老刘的不信任感!朱元璋最后重用了“胡烈马”,一来主要是考虑胡根底浅,易于控制;二来就是淮西勋臣们容易接受胡,利于胡掌舵;三来应该出于他浓重的乡土观念,李既不能用,胡不得不用,况且胡的能力也勉强可以应付事务;再说当时也确实没有太合适的宰相人选,朱元璋也只得走一步看一步了。
这里有必要先仔细介绍一下“胡烈马”的生平了,只是历史对他的记载有些简单了,也跟杨宪的待遇一样。
胡惟庸,定远人,是郭子兴、冯氏兄弟、李善长等人的同乡,所以他后来也就成为淮西集团的骨干成员,只是不属于军功系。还在和州时期,胡惟庸便投奔了朱元璋参加革命,被授为元帅府奏差的低级工作。
后来,随着朱元璋事业的做大和老胡的能力出众,他便慢慢的晋升为宣使,又“除宁国主簿,进知县,迁吉安通判,擢湖广佥事”。吴元年,老胡被召为太常少卿,又进本寺卿;洪武三年,再拜中书省参知政事。不久,又代汪广洋为左丞。
洪武六年正月,汪广洋因为无所建树,被左迁为广东行省参政,朱元璋苦于无合适的丞相人选,所以久不置相,仍让老胡独专中书省事务。半年后的七月间,朱元璋终于拜胡惟庸为右丞相;久之,又进升为左丞相。因为朱元璋心中始终忘不了汪广洋,所以后来又将他召为左御史大夫,洪武十年再拜右丞相(好歹可以制衡一下胡的权力)——李善长、汪广洋、胡惟庸是明朝历史上仅有的三位丞相(除了有名无实的徐达之外)!
自杨宪被诛以后,朱元璋因为看重老胡的才能,所以特别宠任他;而老胡“亦自励,尝以曲谨当上意,宠遇日盛,独相数岁,生杀黜陟,或不奏径行”,虽然功绩也不小,但大权在握却也助长了胡氏的专断作风。最后,以至于他在危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:“内外诸司上封事,必先取阅,害己者,辄匿不以闻。四方躁进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职者,争走其门,馈遗金帛、名马、玩好,不可胜数。”
胡惟庸本出身小吏,并没有多高的素养、才识,只是有些实干才能,就如唐玄宗时候“口蜜腹剑”的李林甫;权力本来就会异化人性,亦所谓富贵移人,连张居正那般素质也难免在高位上有所蜕变。因此,等到老胡的劣迹越来越多的时候,此时一向对于朱皇帝忠贞不二的大将军徐达也坐不住了,他深疾其奸,从容言于朱皇帝,要求对老胡进行惩治——徐达此举也许只是为了跟胡惟庸划清界限,免得将来被牵累。
受了惊的老胡于是想要买通徐达家的门房福寿,以图谋害徐大将军,但是福寿立场坚定,最后反将老胡的阴谋揭发了出来。不过,当时最引人注目的不是胡丞相与徐大将军之间的矛盾,而是胡丞相与御史中丞刘基的矛盾。
刘基曾经一度揭发过胡惟庸,一来这是他的职责所在,二来也是他的个性使然,三来是他本就不看好老胡。
刘基于洪武四年告老还乡,在乡居的时候,出于不满和义愤,他便常常对人说道:“用胡惟庸为丞相,这是我一贯反对的,如果是我失算,那么这真是苍生之福;若果然被我不幸言中,其如苍生何!”
此时,为了彻底打倒浙东文士集团的精神领袖,并报当初刘基反对自己为相的宿怨,胡惟庸正仔细地盯着刘基的疏失之处。不久,机会就来了。
在刘基家乡以东的约三十里处,有一处地方冈峦起伏,被人称为“谈洋”,那里曾经被方国珍占据过,明初时草寇出没,仍然很纷乱。刘基此前已经奏请朝廷设置了“谈洋巡检司”统辖该地,可是乱象仍旧没有消除,有人在温州、处州交界处起兵做乱,可是官吏们却上下串通隐匿不报。有鉴于此,刘基不愿坐视,致使当地百姓遭殃,于是便命儿子刘琏径奏皇帝,禀明了实情。
因为此事没有经过中书省,更加激起了胡惟庸的仇恨,于是他便指使刑部尚书吴云沐攻讦刘基,说他图谋不轨。在吴云沐的奏辞中称:谈洋一带早已盛传有“王气”,刘基垂涎于此,为了霸占此地,他便决定在此修墓;可是百姓不与,刘基便请立巡检司将当地百姓驱逐一空。
朱元璋向有疑心病,他并不是不了解老刘的为人,可是他如今处在这个地位,就要确保万无一失才行,哪怕矫枉过正,但绝不能抱侥幸心理。朱皇帝心知刘基素来谙知天文堪舆,又经胡惟庸的挑唆,果然变了脸色,不仅对刘基做了夺禄的惩处,还将刘琏下狱。
身在家乡的刘基为此惊惧异常,他不能不为子孙的安危荣辱着想,为了避免嫌疑,他只得放弃家乡的安逸生活,以垂老之身重赴京师。刘基心知此一去必然凶多吉少,一路上,他悲声不绝:“今日复明日,明日能几何?壮心萧索尽,思念恒苦多。引领望故乡,川路悠且长。巢燕已北飞,宾鸿亦南翔。我独无羽翼,慷慨中自伤。”(《旅兴五十首》之三十七)
不久,良心发现的朱元璋就把刘琏无罪开释了,可是刘基每天还是必需生活在朱皇帝的眼皮底下,让皇帝看了踏实,也可随时充当顾问。眼看就到了洪武八年初,忧愤抑郁、老迈不堪的刘基因病卧床不起。
在初入京时,年过花甲的刘基已经齿落十之三四,且耳聩、手脚行动不便,如今眼见就要夕阳西下,朱元璋特意命了胡惟庸打发一名医士前往刺探刘基的虚实。眼见刘基是真的病了,但还不是不能医治,为了彻底消除这个政敌,胡惟庸便决定在刘基的药里做点手脚——刘基聪明一世,他心知注定逃不过这一劫,他明白,也许只有通过自己的一死才能获得名节、子孙的保全,最后他只得吞服下了胡惟庸的药。
当年廖永忠在广西的时候,很多恶人便以下蛊毒谋财害命,他破获了多起这样的案件,将那些害人者斩首示众,百姓无不拍手称快。如今,这蛊毒又被下到了刘基的药里,这是一种慢性的毒药,当刘基服了没几天后,他就感到腹中积了一块如石头一样的硬东西。刘基自知将不久于人世,于是拖着病体进宫面见了朱皇帝,向他做最后的道别:“陛下,有物积臣腹中如拳石,臣恐怕将不久于人世了,陛下好自为之!”
胡惟庸此时正炙手可热,刘基没有言明胡要加害自己,以免引起皇帝的不快和子孙的罹祸。朱元璋见刘基病得那样一副不堪的可怜状,于是特意恩准刘基回乡疗养。为了有所表示,朱元璋还亲自撰写了一篇文章,以表彰刘基的一生事功和表达自己对功臣的感恩。
在回到家乡后一个月,朱皇帝便接到了刘基的死讯。就在死的前几天,刘基把儿子们叫到跟前,将自己平日所收藏的天文书都交给了儿子,并特意叮嘱道:“这些都一并呈送给上位,我子孙万不可习之。”又特意遗言道:“如今为父要上遗表已经来不及了,为父只是想劝上位修德省刑,祈天永命,为政宜以宽猛相济,天下诸要地,宜使与京师形势连络。为父死后,上位如问我遗言,当以是密奏之。”后来朱元璋分封诸子,大概就是参考了刘基的这一建议,皇子们的封地基本都处于形势要地,构筑了两道稳固的国防线,以防备蒙古人的南下。
刘基享年六十五岁,他这一死,朱皇帝倒还真有点难过,除了赙遗甚厚外,他又对侍臣们说道:“从前,刘伯温常跟朕说,处州青田县山多田少,百姓多于山上垒石作田耕种,农事甚难。可是当时朕都未多加理会,如今刘伯温故去,他有功于我国家,朕决定今后青田县税负要适当减免,只是一等起科五合吧,使百姓皆知他刘伯温之心。”
刘基的死也让朱元璋反思了一下自己,这一天他又对侍臣们说道:“人君深居高位,恐阻隔聪明,有过失却不能晓得,要想弥补这一疏漏,就必须有献替之臣、忠谏之士日处左右,以拾遗补阙为职志。当然了,人君能受谏与不能受谏也很重要……举大器者,不可以独运;居大业者,不能以独成。总之,贤臣是少不了的,人君只有广览兼听,博达群情,才能够实现天下大治啊!”
道理说起来其实很简单,但实行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,要长久地做到善始善终,更是难上加难。天下之大,怎么可以仅仅由一个人操纵大权呢?皇帝终生不得休息,怎么可能不失误、不懈怠呢?何况还有各种爱憎与偏见。
刘基死后,胡惟庸更加肆无忌惮,他与作为太师的李善长深相结纳,还把自己的侄女嫁给了老李的侄子。学士吴伯宗弹劾老胡,但险些遭到毒手。自此以后,其势力益炽,野心也更加膨胀。
按照《明史》中的说法,是胡惟庸渐渐生出了不臣之心,显然这是不确的,后来我们将慢慢看到,正是朱元璋对其权力的步步压迫,才愈加令胡惟庸感到了不安。为求自保,他不得不极力扩大自己的势力。
胡惟庸的死党渐渐的扩展到了军队,吉安侯陆仲亨、平凉侯费聚都因为犯错受到了朱皇帝的责罚,老胡暗中以权、利胁诱二人,“二人素戆勇,见惟庸用事,密相往来”,最后就上了老胡的贼船,老胡令他们在外收集军马。
胡惟庸积极招纳亡命,又令李善长采取了中立态度;传闻说他一方面勾结倭寇,一方面又请元兵做外援,以分散朝廷的兵力;一旦时机成熟,他就要采取大行动。
可就在这时,胡惟庸的儿子因为一场离奇的车祸死了,老胡不问青红皂白便处死了那肇事者。不经司法部门之手的“专杀”是大罪,朱皇帝闻之大怒,定要老胡偿命;胡惟庸请求金钱补偿,但朱元璋不许。由于畏罪,老胡便与自己的党羽御史大夫陈宁、中丞涂节等“谋起事,阴告四方及武臣从己者”。
关于胡惟庸谋反的历史记载,正史中应该是不太可信的。其实朱元璋早就对丞相制深为不满,不过是一心想要废除之,才最终逼迫胡惟庸狗急跳墙吧。以朱元璋的雄猜和手段,他对于胡惟庸的一举一动,事先肯定有所觉察,断然不可能会让胡氏有羽翼丰满的那一天——《韩非子》里早就指出“为人君者,数披其木”,一个合格的君主要懂得经常修剪枝叶的道理,哪怕是像唐玄宗,其早年便经常调换宰相,何况是一代雄主的朱元璋!
比如洪武九年,明廷基本完成了地方官制的改革,中书省的权力被削弱。洪武十年五月,朱元璋又命已经复出的李善长与李文忠共议军国重事,“凡中书省、都督府、御史台悉总之,议事允当,然后奏闻行之”,目的显然既是借元勋重臣制约胡党,也是为了制约中书省的权力。
朱元璋此时又抬出李善长来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,这既是为了借重李善长的政治影响,也是为了免得作为军方代表、外戚代表的李文忠之干政引起朝廷上下的过多非议。
洪武十一年,朱元璋又“命奏事毋关白中书省”,这就把中书省近乎变成了一个有名无实的空架子了。洪武十二年九月,占城来贡,胡惟庸等居然不上奏,朱元璋得悉此事后怒责中书省。胡惟庸及汪广洋顿首谢罪,而微委其咎于礼部,礼部又委之中书省,互相推诿责任。结果朱元璋更生气了,一怒之下就将这帮扯皮的大臣都下狱论罪,非要弄出个所以然来不可。
不久,新账老账一起清算,只知“浮沉守位”的汪广洋终被盛怒的朱皇帝赐死,其妾陈氏从死。这陈氏一死不要紧,朱元璋就因之询问此女来历,这才晓得原来她是一位陈姓知县的女儿,陈知县因为触犯了法网,结果家属被没官。朱元璋因此大怒道:“没官妇女,止给功臣家。文臣何以得给?”结果他下令追查此事,于是胡惟庸及六部堂属咸当坐罪。
由以上可见,胡惟庸即便真的要谋反,也是出于朱元璋的压迫使然;对于权谋家的朱元璋而言,也许这自始至终就是他做的一个局,即压迫胡惟庸以便令他拉着部分军队将领图谋造反,然后开始自己清洗功臣的大手笔。

NO.3惊天阴谋 废除丞相制

胡惟庸党羽中有一位重要成员,他便是主管监察的最高领导、御史大夫陈宁,陈氏在明初舞台上看起来是个不太显眼的人物,但他的仕途沉浮也体现了朱元璋的治道。
陈宁本是湖广茶陵人,元末时在镇江为一小吏。后来他随军至应天,住在一军帅家中,有一次他代军帅上书言事,受到朱元璋注意,当弄清原委后,朱元璋欣喜地说道:“没想到啊,如今我们这里也有这么个代常何上书的马周!”马周系唐初名臣。
朱元璋很快便把陈宁召来,让他试着拟一篇檄文,但观陈宁词意雄伟,朱元璋满意之下,于是用他为行省掾吏,辅佐自己处理政务。当时四方战乱不休,战报如雪片一般,但陈宁都能及时地、很好地加以处理,以至于令朱元璋越发的器重他。张士诚治下的淮安向朱元璋纳款以后,陈宁奉命去当地征兵,回来时路过高邮,不幸被张士诚的人拿住。陈宁抗论不屈,当时高邮方面也在考虑纳款于朱元璋,所以就把陈宁放还了。此后,陈宁被擢升为广德知府,这是朱元璋有意要历练他。
当时广德一带大旱,陈宁考虑到如果赋税还照常征收,势必令百姓破家,到时出了乱子朝廷就得拿自己开刀,所以他不得不请求减免民租。然而此时朱元璋部正在大肆征讨,后勤需求很大,竟拒绝了陈宁的请求。陈宁一气之下,赶到应天上奏主子道:“百姓饥困到这种地步了,租赋仍然这样沉重,这不是要把百姓都驱赶到张士诚方面去吗?”朱元璋闻之动容,便采纳了他的建议。
此后,陈宁先是调任枢密院都事,又迁提刑按察司佥事,再改任浙东按察使。不久,再被擢升为中书参议。受到主子恩宠的陈宁在官场上春风得意,难免做出几件糊涂事来,这就是绝对权力对人的腐蚀。
此时有一位小隶书进京举报陈宁,说他在担任浙东按察使期间有隐过行为,朱元璋亲自审问,陈宁只得据实交代。眼见陈宁如此无正行,辜负了自己的一番厚望,失望之余的朱元璋大怒道:“这禽兽之行,岂是你读书人所为!”结果将他拘押到应天狱中达一年之久。
吴元年冬,眼看就要处决犯人了,朱元璋毕竟怜惜陈宁之才,便饶了他的死罪,命其出任太仓市舶提举这等从五品的小官,还专门严厉申斥他道:“若盗我舶货,那时处死!”经历了这场牢狱之灾,又有主子的警示,陈宁暂时不敢再玩忽职守、徇私枉法了,他变得日渐清正严明起来,开始向一员“酷吏”转变。
李善长将陈宁看在眼中,有心提拔于他,所以洪武元年朝廷又召拜陈宁为司农卿,再迁兵部尚书。次年,由于朱元璋有意要剪除李善长的羽翼,陈宁又被外放为松江知府。
陈宁极负才气,但他此时已经变得个性严刻起来,他秉着主子的喜好,刻意用严为治,松江所积累的蠹弊之政多被他厘革。杨宪被调回中书省后,陈宁由于得到了主子的垂青,得以接任了山西行省参政一职,后又召拜为参知政事,知吏、户、礼三部事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,朱皇帝赐本名为亮的陈宁为“宁”,取澄清政治之意,以示器重与恩宠。
洪武三年初,陈宁受牵累被杨宪排挤出了中书省,改任苏州知府。由于那里百姓总是念他张九四的好,所以朱皇帝对于苏州一带素无好感,陈宁秉着主子的好恶,于是对苏州百姓征赋苛急,乃至于常拿烧铁烙人肌肤,吏民无不苦之,于是给他起了个“陈烙铁”的绰号。
朱元璋早就发现了陈宁的酷吏潜质,用陈宁这种不讲情面的人来整顿吏治还是必要的。胡惟庸看出了皇帝的心思,于是顺水推舟,便推荐陈宁出任御史中丞;当时陈宁刚刚升任浙江行省参政,还未上任,胡惟庸的上书就得到了皇帝的批准。
陈宁尝过一年身陷囹圄和多年宦海沉浮的滋味,他明白只有摸透主子的心思,依据主子的好恶行事,他才能成为一位官场上的不倒翁。皇帝口头上崇尚宽仁之政,并多次批评陈宁严苛,可是陈宁明白朱元璋那只不过是作秀,自己却不能当真话听了去;所以他居宪台之任,益务威严,皇帝倒愈加对他礼敬起来,乃至于不穿戴整齐竟不好意思召见他。
洪武六年,朝廷又命陈宁兼领国子监事,不久便拜其为右御史大夫。这年八月,朝廷派人祭奠孔子,丞相胡惟庸、参政冯冕、诚意伯刘基不陪祀而擅自受用祭祀之肉,朱皇帝得知此事后,以陈宁不举奏,罚了他半个月的俸禄。朱元璋这次小小的惩戒,就是要让陈宁明白他眼中只能有主子,而不能有胡惟庸等人。
之后,有鉴于陈宁表现不错,朱元璋便又进位其为左御史大夫,至此陈宁成为了主管监察的最高主脑,也到达了自己仕途的顶峰。
陈宁为了维护自己得来不易的地位,不惜得罪众臣僚,这让他的儿子陈孟麟很是看不过去,几次都向父亲进谏。有一回说的陈宁动怒,当即命令家丁把陈孟麟给拖到了院子里,陈宁示意行刑。可是这个陈孟麟越激越冲动,居然当着家丁的面就向父亲大呼不止。陈宁闻言大怒,当即冲上前去,自己亲手挥舞大棒打了儿子一阵,竟然不慎将儿子活活打死。
陈宁痛悔之余,又听到了更加令他惶恐的传言:皇帝已经得知了陈孟麟的死,一向爱子的皇帝深恶陈宁之不情,竟感叹道:“陈宁对待自己的儿子尚且如此,那他眼里还有没有君父呢?”
这话是朱皇帝私底下说的,但还是很快就传到了陈宁的耳朵里,他为了掌握皇帝的动态,也花了不少的心思。在怀念儿子之余,又细心揣摩主子的话,陈宁越发明白自己大概死期不远。所谓“伴君如伴虎”,何况还是朱皇帝这样一只反复无常的猛虎,先前朱皇帝就曾对自己的臣属茹太素赤裸裸地表白道:“金杯同汝饮,白刃不相饶!”最后茹太素也果真没能逃过皇帝的辣手。
为了自保,聪明的陈宁应该做些什么了。过去,他一直不敢与身为丞相的胡惟庸走得太近,二人职守不同,且都位极人臣,如果有过分的交谊,势必会引起皇帝的注意和不满。如今可顾不得那么多了,既然没有退路,只能放手一搏了。
胡惟庸与陈宁二人都明白,在这条权力的不归路上,自己是有进无退的。在谋害了刘基以后,胡惟庸渐渐明白自己是没有退路了;在不慎捶死了自己的儿子之后,陈宁不但明白自己早已上了胡惟庸的贼船,也绝然不可能在朱皇帝手下超生。他本不是酷吏,可是朱元璋需要他成为酷吏——成为一位比汉武帝时代的张汤还令人忌惮、令人谈之色变的酷吏。
但是张汤的下场陈宁已然清楚,横竖是个死,倒不如拼出一线希望来,权力场上从来都是有进无退!
洪武十三年正月,还没等胡惟庸、陈宁等人有所动作,眼见有可能东窗事发,作为胡党另一重要成员的御史中丞涂节便首先反水,状告老胡有谋反企图;御史中丞商暠当时被贬为中书省吏,也一齐出来揭发老胡。
经过朱元璋的一番亲自审讯,得出如下重要案情:胡惟庸的定远故里宅第的水中突然生出了石笋,水溢出数尺之高,而且胡家三世的墓冢“皆有光怪烛天”,这种异象令胡惟庸受到了某种特别的心理暗示;胡又多次受到朱元璋的指责和惩罚,因此他逐渐生出异心。
最终,盛怒之下的朱皇帝便将胡惟庸、陈宁一并处死,涂节功不抵过,也终未逃脱被诛的下场。
待到胡惟庸死后,他的各种反状又陆续浮出水面。洪武十九年十月,胡氏通倭寇一事被揭露;洪武二十三年五月,胡氏北通蒙古的事又被揭露,还连同陆仲亨、唐胜宗、费聚、赵庸等开国功臣“与惟庸共谋不轨”之事,也一并被暴露出来。
按照正史中的记载,朱元璋对此忍无可忍,决心肃清逆党。朱元璋大兴冤狱,以至于胡案株连蔓引,多年间都未能平息,结果一直有人因此获罪,最终相继遭株连而被杀者竟达三万余人(第一批被株连者就达一万五千余人),其中包括一公(指李善长)、十四侯、十三将军。随后朱皇帝便辑录《昭示奸党录》,以布告天下。
作为洪武四大案之一的“胡惟庸案”,案情扑朔迷离,情节相当离奇,颇多可疑之处;各种相关记载矛盾不小,但都不是很可信,因为案发时的严峻局势,使得当事人、知情人往往不敢如实记述。
甚至对于胡惟庸是否有谋反之心,历来都有不少论者表示怀疑;如王世贞就对此表示难以置信,谈迁更是指出胡并非叛逆,乃是“积疑成狱”而已。从胡案牵连之广看,朱元璋之所以如此大开杀戒,无非是为了借此对功臣集团、权贵集团来一次大清洗罢了;而且朱元璋杀人越多,也越容易令一般不知情的民众信以为真。
朱元璋显然是处心积虑,而就在处死胡惟庸后还没几天,他便颁布了一道特别的诏书——《废丞相敕》!
其中道:“自古三公论道,六卿分职,并不曾设立丞相。自秦始置丞相,不旋踵而亡。汉、唐、宋因之,虽有贤相,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,专权乱政。今我朝罢丞相,设五府、六部、都察院、通政司、大理寺等衙门,分理天下庶务,彼此颉颃,不敢相压,事皆朝廷总之,所以稳当。以后嗣君并不许立丞相,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,文武群臣即时劾奏,处以极刑。”
在废除了中书省及丞相制的同时,朱元璋便分部分中书省和丞相的事权于六部,如此也就相对提高了六部的职权和地位,由六部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。将相权与皇权几近并为一体,朱元璋显然又创造了君主集权主义的一个新的高峰。
从胡惟庸一案及朱元璋的处理上看,他的用人显然也是有些问题。这一方面说明甫登大宝的朱皇帝没有多少治国经验,只能摸着石头过河;另一方面也像刘基说的,当时确实没什么合适的相才。我们不得不承认,大明比之往代,确实是缺乏相才,归根结底,这还是与朱元璋鉴拔人才、培养人才的眼光有直接关系。
《君主论》中就说:“对君主来说,选择好大臣非常重要。选出的大臣是否良臣,这要取决于君主的判断能力。人们对于君主及其能力的第一印象,就是通过观察他身边的那些人得来的。如果大臣们既有能力又忠诚,那么君主被认为是明智的,因为他知道如何识别人才并使他们对自己保持忠诚。相反,如果君主身边的大臣不是这样,人们则会对君主做出不好的评价,因为君主犯的第一个错误就在于用人方面。”
朱元璋诚然是有些问题,包括在身后他替建文帝选拔的班子。不过他最后之废除丞相制,这也是与皇权和相权之间的深刻矛盾有直接关系的。但是,仍然需要我们加以注意的是,朱元璋既与胡惟庸在权力关系上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,又很可能会在一些执政理念上有冲突,这毕竟是出身、阅历、思想等都有所不同的两个人,如此一来二人发生龃龉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——但对于军事统帅出身的朱元璋而言,他早已独裁惯了,对于有臣僚掣肘自己的行事自然不会那么舒服,生出种种疑心、猜忌也就在所难免;何况元朝还有不少丞相专权的事情发生,都不能不引起朱元璋的高度警觉。
因此,从朱元璋的个性及行为习惯上而言,他大搞独裁专制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;再从皇权与相权的斗争历史看,也明显存在着一条清晰的皇权不断取胜的轨迹。胡惟庸也许注定了要成为一个被牺牲的人,一个末代丞相。总结到这吧,如有异议,欢迎指正。感谢……
本文部分摘自以下:
【1】《国初事迹》
【2】《国朝名世类苑》
【3】《明太祖实录》
【4】《明朝那些事儿》
【5】《明太祖实录》
【6】《元史·世祖纪七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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