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“XX”学生到“后浪”青年,中国青年世代变迁的背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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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 “XX”学生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代人?
美国著名记者和作家孟捷慕(James Mann)曾在经1980年代中后期担任《洛杉矶时报》北京分社社长。当晚,他正在长安街的寓所里赶写有关抗议的稿件。孟捷慕告诉美国之音,那年的中国与现在的中国完全不同,无论从政府层面还是学生来说,那是一个充满希望和锐意改革的年代。
他说:“中国刚刚走出文化大革命。而且,他们也得到了高层领导的鼓励,以适应新的变化。虽然这(变化)非常模糊,但是,人们认为中国在变,中国应该变。其中的一个改变途径就是对外开放。这意味着对西方开放,同时也意味着很多其他的东西。变革就是他们的想法,虽然没有人知道应该走多远。”
孟捷慕说,那个时候,中国年轻人渴望了解中国之外的世界、了解西方。哪怕美国的普通人的生活也让他们惊奇。
事实上,上个世纪的80年代,在经历十年文革的禁锢后,中国刚刚开始打开国门。中国人除了开阔了眼界之外,思想上更是呈现出一派活跃、开放之势。那个时候,不仅是学生和知识分子,甚至是市民都积极参与国家大事以及中国未来道路的辩论,有时侯,这样的辩论是针锋相对的。这也是“XX”后三十一年间再也没有出现过的现象
 
(2) XX后,中国青年对政治“无感”、“冷漠”、甚至“恐惧”
“XX”之后,除了对参加广场的学生进行最后的“追剿”之外,垬也立即着手对学生们,特别是此后入校的学生们进行所谓的“爱国主义教育”。
另一方面,垬也想方设法要让后来的学生忘掉“XX”的存在。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,中国大陆的历史教科书中,春夏之交的“大屠杀”是完全不存在的,取而代之的是一场受境外敌对势力蛊惑的“政治风波”。
2012年 11月,垬现任总书记小学博士翠上台,中国对异见人士的压制,对新闻的管控,更加严重。对高校学生和老师的思想更是他管控的主要目标。2013年,官方要求高校老师“七不讲”,也就是不能讲普世价值、新闻自由、公民社会、公民权利、党的历史错误、权贵资产阶级和司法独立。
2019年12月,中国著名高校之一,上海复旦大学修改学校章程,删除了“思想自由”,把“学术独立”换了位置,另加上“爱国奉献”、“坚持党领导”和“贯彻党方针”。
与此同时,高校之外的中国民主和人权的环境也每况愈下,所有主张民主自由的派系和他们的声音,都遭到严重打压,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是2008年12月的“零八宪章”事件,和2015年7月9日对维权律师的大抓捕。
飞速发展的高科技,例如人脸识别系统,也被垬用来追踪和掌控民众的思想和行动。
 
学生逐渐“安于现状”
事实上,在“爱国主义思想教育”与网格化管控体系之下,“XX”以后的31年间,中国再没有出现过要求民主和自由的大规模群众运动。而中国高校的学生们,或许是出于主动选择,或许是属于被动遗忘,已经不再像他们的前辈那样热衷于讨论政治和国家前途命运,相反,他们选择安于现状。
更为糟糕的是,中国高校的老师们可能会因为发表敏感言论 - 对国家主席小学博士翠和执政的垬有任何不忠迹象,而被“学生信息员”举报和告发。2019年,中国著名的清华大学就有两位教授因言论被学生举报。
郭于华说,学生的举报得到了校方的鼓励。而校方这样的“作恶“是对年轻人,乃至给所有中国人精神上的一种伤害,一种毒害。“XX年那一代是绝大多数的学生都会上街的,但是有了这次大屠杀后,剩下的就是一种白色的恐怖氛围。现在的同龄人,正常工作的人, 如果你不把赚钱作为第一标准,所有人都会嘲笑你。”
戴三才(Zak Dychatwald)是美国的一名90后, 也是《年轻的中国:不安分的一代将如何改变中国和世界?》(Young China: How the Restless Generation Will Change Their Country and the World)一书的作者。为了完成自己的书,2011年起,他在中国生活了差不多7年时间,此后,每年大约三分之二的时间呆在中国。
戴三才告诉美国之音,写书之前,他走访了中国大部分地区,与中国二、三线城市的数百名同龄人交谈。他说,他和中国朋友交谈时,并没有回避“XX”,但是,他常常会因此与他们陷入争执之中。
他说,在中国,其实还是有数量不少的年轻人知道“XX”,也有人对“XX”表示同情,但是,或许是因为年代久远,当然更重要的原因是政府多年来的“教育”,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站在政府的角度为其辩护。
他说: “我有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感觉,也就是西方对XX的描述不被接受。他们认为这不只是屠杀那么简单。这种政府说法当然得到政府的支持,也是政府的宣传。(他们认为)当年年轻人进行了暴力抗议,后来这些暴力抗议被暴力镇压了。但是,中国政府是非常克制的,比世界其他地方在发生同类事件时要显得更为克制。”
 
“小粉红”现象
《年轻的中国》一书的作者戴三才在采访中还提到自己的一个观察,他认为中国这一代的青年是中国最能平视西方的一代。由于成长在中国经济崛起的年代,看着中国从一个贫弱的国家发展成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,也亲历过西方国家的不完美,中国的年轻世代比中国以往的世代更为自己的国家感到骄傲,甚至更能接受自己国家的不完美。他说,这应该与近几年西方社会没有能够提供“榜样“的力量有关。
在中国,的确也有这样的一群年轻人,在“大国崛起”的心态下,几乎是“逢中必赞”。在网络上,他们以“小粉红”著称。有人认为“小粉红”“愚蠢、无知、幼稚、被洗脑、狂热、容易被煽动、不理智”。但是,在中国官媒上“小粉红”们具有“朴素的爱国情感”,本质上是爱国主义的、有正确历史观的、正能量的。在涉及台湾、香港、西藏和新疆问题上, “小粉红”们与中国政府的观点出奇地一致。

2019年,香港青年为“反送中”举行大游行,香港抗议学生的领袖罗冠聪甚至遭到“小粉红”们的人身攻击,甚至死亡威胁。
当新冠疫情在中国稍有缓解,在世界其他地方爆发的时候,“小粉红”们嘲笑其他国家从中国“抄作业”都不会。
“小粉红”们的这些反应让戴三才认为,有关香港青年的抗议会蔓延到中国,从而引发中国青年同样的抗议活动的担忧是多么的荒诞。他认为,在现在的中国,几乎没有什么事情会让中国青年再次走上街头抗议,虽然他本来以为2019年底的新冠病毒疫情会是个契机。
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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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 “XX”学生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代人?
美国著名记者和作家孟捷慕(James Mann)曾在经1980年代中后期担任《洛杉矶时报》北京分社社长。当晚,他正在长安街的寓所里赶写有关抗议的稿件。孟捷慕告诉美国之音,那年的中国与现在的中国完全不同,无论从政府层面还是学生来说,那是一个充满希望和锐意改革的年代。
他说:“中国刚刚走出文化大革命。而且,他们也得到了高层领导的鼓励,以适应新的变化。虽然这(变化)非常模糊,但是,人们认为中国在变,中国应该变。其中的一个改变途径就是对外开放。这意味着对西方开放,同时也意味着很多其他的东西。变革就是他们的想法,虽然没有人知道应该走多远。”
孟捷慕说,那个时候,中国年轻人渴望了解中国之外的世界、了解西方。哪怕美国的普通人的生活也让他们惊奇。
事实上,上个世纪的80年代,在经历十年文革的禁锢后,中国刚刚开始打开国门。中国人除了开阔了眼界之外,思想上更是呈现出一派活跃、开放之势。那个时候,不仅是学生和知识分子,甚至是市民都积极参与国家大事以及中国未来道路的辩论,有时侯,这样的辩论是针锋相对的。这也是“XX”后三十一年间再也没有出现过的现象
 
(2) XX后,中国青年对政治“无感”、“冷漠”、甚至“恐惧”
“XX”之后,除了对参加广场的学生进行最后的“追剿”之外,垬也立即着手对学生们,特别是此后入校的学生们进行所谓的“爱国主义教育”。
另一方面,垬也想方设法要让后来的学生忘掉“XX”的存在。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,中国大陆的历史教科书中,春夏之交的“大屠杀”是完全不存在的,取而代之的是一场受境外敌对势力蛊惑的“政治风波”。
2012年 11月,垬现任总书记小学博士翠上台,中国对异见人士的压制,对新闻的管控,更加严重。对高校学生和老师的思想更是他管控的主要目标。2013年,官方要求高校老师“七不讲”,也就是不能讲普世价值、新闻自由、公民社会、公民权利、党的历史错误、权贵资产阶级和司法独立。
2019年12月,中国著名高校之一,上海复旦大学修改学校章程,删除了“思想自由”,把“学术独立”换了位置,另加上“爱国奉献”、“坚持党领导”和“贯彻党方针”。
与此同时,高校之外的中国民主和人权的环境也每况愈下,所有主张民主自由的派系和他们的声音,都遭到严重打压,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是2008年12月的“零八宪章”事件,和2015年7月9日对维权律师的大抓捕。
飞速发展的高科技,例如人脸识别系统,也被垬用来追踪和掌控民众的思想和行动。
 
学生逐渐“安于现状”
事实上,在“爱国主义思想教育”与网格化管控体系之下,“XX”以后的31年间,中国再没有出现过要求民主和自由的大规模群众运动。而中国高校的学生们,或许是出于主动选择,或许是属于被动遗忘,已经不再像他们的前辈那样热衷于讨论政治和国家前途命运,相反,他们选择安于现状。
更为糟糕的是,中国高校的老师们可能会因为发表敏感言论 - 对国家主席小学博士翠和执政的垬有任何不忠迹象,而被“学生信息员”举报和告发。2019年,中国著名的清华大学就有两位教授因言论被学生举报。
郭于华说,学生的举报得到了校方的鼓励。而校方这样的“作恶“是对年轻人,乃至给所有中国人精神上的一种伤害,一种毒害。“XX年那一代是绝大多数的学生都会上街的,但是有了这次大屠杀后,剩下的就是一种白色的恐怖氛围。现在的同龄人,正常工作的人, 如果你不把赚钱作为第一标准,所有人都会嘲笑你。”
戴三才(Zak Dychatwald)是美国的一名90后, 也是《年轻的中国:不安分的一代将如何改变中国和世界?》(Young China: How the Restless Generation Will Change Their Country and the World)一书的作者。为了完成自己的书,2011年起,他在中国生活了差不多7年时间,此后,每年大约三分之二的时间呆在中国。
戴三才告诉美国之音,写书之前,他走访了中国大部分地区,与中国二、三线城市的数百名同龄人交谈。他说,他和中国朋友交谈时,并没有回避“XX”,但是,他常常会因此与他们陷入争执之中。
他说,在中国,其实还是有数量不少的年轻人知道“XX”,也有人对“XX”表示同情,但是,或许是因为年代久远,当然更重要的原因是政府多年来的“教育”,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站在政府的角度为其辩护。
他说: “我有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感觉,也就是西方对XX的描述不被接受。他们认为这不只是屠杀那么简单。这种政府说法当然得到政府的支持,也是政府的宣传。(他们认为)当年年轻人进行了暴力抗议,后来这些暴力抗议被暴力镇压了。但是,中国政府是非常克制的,比世界其他地方在发生同类事件时要显得更为克制。”
 
“小粉红”现象
《年轻的中国》一书的作者戴三才在采访中还提到自己的一个观察,他认为中国这一代的青年是中国最能平视西方的一代。由于成长在中国经济崛起的年代,看着中国从一个贫弱的国家发展成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,也亲历过西方国家的不完美,中国的年轻世代比中国以往的世代更为自己的国家感到骄傲,甚至更能接受自己国家的不完美。他说,这应该与近几年西方社会没有能够提供“榜样“的力量有关。
在中国,的确也有这样的一群年轻人,在“大国崛起”的心态下,几乎是“逢中必赞”。在网络上,他们以“小粉红”著称。有人认为“小粉红”“愚蠢、无知、幼稚、被洗脑、狂热、容易被煽动、不理智”。但是,在中国官媒上“小粉红”们具有“朴素的爱国情感”,本质上是爱国主义的、有正确历史观的、正能量的。在涉及台湾、香港、西藏和新疆问题上, “小粉红”们与中国政府的观点出奇地一致。

2019年,香港青年为“反送中”举行大游行,香港抗议学生的领袖罗冠聪甚至遭到“小粉红”们的人身攻击,甚至死亡威胁。
当新冠疫情在中国稍有缓解,在世界其他地方爆发的时候,“小粉红”们嘲笑其他国家从中国“抄作业”都不会。
“小粉红”们的这些反应让戴三才认为,有关香港青年的抗议会蔓延到中国,从而引发中国青年同样的抗议活动的担忧是多么的荒诞。他认为,在现在的中国,几乎没有什么事情会让中国青年再次走上街头抗议,虽然他本来以为2019年底的新冠病毒疫情会是个契机。
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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